中国已经稳固奠定了自身作为消费者导向型数字技术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据了全球零售电商40％以上的交易额，在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其风险投资规模位列全球三甲。全世界1/3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都来自中国，同时，中国科技企业的运算效率依然保持着世界纪录。虽然中国的总体服务贸易仍呈现逆差，但近年来，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已实现每年150亿美元的顺差。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取得如此瞩目进步的是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这些巨头正在大规模地将其服务商业化，为全球带来新的商业模式。这三家公司在各自领域分别拥有5~9亿月活跃用户。而它们的崛起则得益于宽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略显滞后——的监管。比如，监管机构在支付宝推出网上转账服务整整11年后才开始对转账额度进行了限制。

如今，这些互联网巨头正利用其强势地位不断投资中国的数字生态系统，以及那些层出不穷的，持续拓展着数字生态系统定义的创业群体。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总共投资了30%的本土领先创业公司，例如滴滴出行（500亿美元），美团-点评（300亿美元）和京东（560亿美元）。

凭借全球规模最大的本土市场以及充足的风险投资，中国不少企业已经摆脱了“抄袭效仿者”的帽子，转型成为强大的创新企业。 他们在这个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上摸爬滚打，学会发展出复杂的商业模式（如**的免费增值模式），并建立了坚固的壁垒以保护自身业务（比如美团-点评就创建了一个终端到终端的餐饮手机app，就连送餐服务也一并涵盖在内了）。

因此，中国创业企业的估值往往会比西方同行高出许多倍。此外，中国在一些特定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从直播（例如Musical.ly这款唇音同步和视频分享手机app）到共享单车（摩拜和ofo在中国已经拥有每天超过5000万人次的骑乘量，并正在向国外扩张），中国正引领全球趋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处于移动支付的前沿。可以进行点对点交易的中国手机用户多达6亿人，而且交易过程几乎完全免费。中国的移动支付基础设施——其处理的交易量远比美国的第三方移动支付要多得多——即将成为更多创新活动的平台。

随着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日益提高，中国的市场优势正在转变为数据优势，这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企业旷视科技（Face ++）最近完成了4.6亿美元的C轮融资，这是截至目前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融资。 科大讯飞（一家市值140亿美元的语音识别技术企业）以及海康**（市值500亿美元的视频监控企业）也都是在各自领域中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则是“线上线下融合（OMO）”——这也是除人工智能之外，创新工场另一个重点投资的方向。物理世界正在变得数字化，企业可以掌握消费者所处的位置、，移动路径和身份识别，并将这些数据上传，用于塑造在线体验。

举个例子，OMO商店将配备可以无缝识别客户身份及潜在消费行为的传感器，就如同目前电子商务网站可以做到的一样。同样，OMO语言学习可以将远程授课的国外教师、协助维持课堂气氛的本地助教，纠正发音的自主软件以及批改作业和考试的自主硬件结合在一起。通过重建其线下基础设施，中国可以确保其在OMO领域的领先地位。

但是，即便中国在消费行业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数字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总体仍然有所滞后。不过这一状况正在快速改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三大数字化推动力——去中介化（摒弃中间人），分散化（将庞大的资产分解为多个组成部分）和非物质化（从物理形式转变为虚拟形式）——到2030年，或可转变（与创造）10~45%的行业总收入。

那些成功抓住这一商机的企业，很可能将快速发展壮大，其规模将足以大到影响全球数字版图，并激励更多在海外的数字创业者。价值将从目前那些反应迟缓的企业，转向那些敏捷的、建立在全新商业模式之上的数字挑战者身上；同时价值将从价值链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大规模的创造性颠覆将铲除中国行业效率较低的状况，从而帮助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跻身新梯队。

中国政府对中国作为世界数字化强国的未来有着宏伟的规划。在国务院领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号召之下，中国已经新建了8000多个项目孵化器和加速器。政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者提供了总额达274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项拥有特殊赎回奖励措施的被动性投资。目前中国政府鼓励各方资源，计划投入1800亿美元在未来7年内建成本国的5G移动网络，同时支持量子技术的发展。

国务院同时还**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指导方针，目标是到2030年使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中的雄安地区可能成为第一个专为自主驾驶车辆设计的“智慧城市”。而广东省政府则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自动化覆盖率达到80%的宏伟目标。

这样的愿望必然会在劳动力市场激起波澜，首先将影响日常的白领工作（如客户服务和电话营销），其次是是常规的蓝领工作（如流水线作业），最后甚至会影响到一些非常规工作（比如驾驶甚至放射影像诊断）。最近一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发现，在一个高速实现自动化的情境下，约有0.82~1.02亿的中国劳动者需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对失业者的再培训，以及防范数字巨头攫取扼杀创新的垄断地位，都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政府鉴定拥抱新兴数字时代、实施扶持性政策以及避免过度监管的意愿，已经使中国在数字化浪潮中占据了明显优势。